年初热播的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里有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。
涌泉村的农民种出蘑菇后,因为本地市场过于饱和,蘑菇只能低价售卖,来村里收蘑菇的商人随意压价,农民自己赚不上钱。临危受命的菌草教授搞完种植搞销售,不仅自己去跑市场,还带着村干部得福跟黑心商人大打出手。
电视屏幕里戏剧化的场景,背后是困扰中国农民数千年的问题。谷贱伤农,产量扩充的同时,拓宽销路才能稳定价格,不至于因丰收跌价而陷入新的危机。
如今的农商安坐在家中就能把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。通过网络,城市和城市,城市和乡土,乡土和乡土之间的关系被无线拉近。时令农产品不再是产地独有的新鲜滋味,宁夏的枸杞、辽东半岛的海参和丹东的草莓,转瞬功夫就能齐聚在同一张餐桌。
在它们被快递员派送到家门口前,还有许多段商业漂流的故事。漂流路线的变迁,是亘古不变的秋收冬藏,和瞬息万变的科技力量之间的奏鸣。
现代化的进程中,我们一度离土地很远。而现在,我们正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离土地更近。
秋天正是枸杞成熟的季节。
枸杞长在树上,宁夏绵延不绝的果园里,红色的成熟果实密布在枝头,如同过去的每一年那样等待农人的采摘。
杞,早在甲骨文就有记载,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字记载中的农作物之一。到《诗经》所写的时代,采枸杞已经成为常见的农业生产活动。有限的知识下,人类几乎已经不可能知道中国的第一粒枸杞何时出现,知道我们的先人在哪一次机缘巧合下发现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。
宁夏,则是从古至今当之无愧的枸杞之乡。
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全国入药杞子,皆宁产也。”可见在500多年前,宁夏枸杞已经通过当时并不发达的贸易系统,销往全国各地。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《中卫县志》则记载了当地人规模化栽种枸杞的历史:“宁安一带(今宁夏中宁县)家种杞园,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。”
一百多岁高龄的枸杞树仍在结果,新一批的宁夏农人也仍在用古老的方式采摘。宁夏气候干旱,土地多呈黄色,枸杞成熟的季节,蓝天、黄土、绿林、红果和散布在林间的摘果人,是与丰收有关的图景。
但塞北田园风光,只是他人眼里的美景,对于种植采摘枸杞的农人来说,重要的不是美如画的丰收图景,而是手里的枸杞能卖上好价钱。
尽管宁夏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枸杞产地,但很长一段时间内,宁夏的枸杞种植者都处于这条贸易食物链的底端。采购商上门报价,报多报少,农户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。
而在这场商业漂流的另一端,消费群体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。
高压的都市生活中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需要找到让自己安神的方式,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父辈,寻找一些繁复生活中的解压经验。于是,手里的核桃也盘起来了,保温杯里的菊花枸杞也泡起来了。熬最晚的夜,吃最养生的食材,成为一批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。
枸杞不再只是中老年人偏爱的食材,也开始成为年轻人保温杯里的常客,顺势带来枸杞销量的大幅上涨。根据智研咨询数据,2020年中国枸杞行业收购市场规模181.46亿元,增幅27.5%,表观消费量增幅10.2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