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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朝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认为，枸杞能“补益精气，强盛阴道”。
元代王好古的《汤液本草》认为枸杞子“主心病嗌干心痛，渴而引饮，肾病消中。”
《本草纲目》认为枸杞能“滋肾润肺，生精益气，明目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使用枸杞治病强身的方剂有33首之多，如用于保健的枸杞煎、金髓煎、枸杞酒、四神丸、地骨酒等。
明代倪朱谟的《本草汇言》对枸杞评价颇高。他认为枸杞兼有人参、黄芪、当归、熟地、肉桂、附子、知母、黄柏、黄芩、黄连、苍术、厚朴、羌活、独活、防风等药的优点,“俗云枸杞善能明目,非治目也,能壮精益神,神满精足,故治目有效。又言治风,非治风也,能补血生营,血足风灭,故治风有验也。…殊不知枸杞能使气可充,血可补,阳可生,阴可长,火可降,风湿可去,有十全之妙用焉。”
明代的大医学家张介宾也对枸杞大加赞赏。他在《景岳全书》中说:“能补阴,阴中有阳,故能补气,所以滋阴而不致阳衰,助阳而能使阳旺…此物微助阳而无动性,故用之以助熟地最妙,其功则明耳目,壮神魂,添精固髓,健骨强筋,善补劳伤,尤止消渴,真阴虚而脐腹疼痛不止者,多用神效。
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明代希雍的《本草经疏》肝,杞子,润而滋补,兼能退热,而专于补肾、润肺、生津、益气,为肝肾真阴不足、劳乏内热补益之要药。老人阴虚者十之七八,故服食家为益精明目之上品。”
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在《温热经纬》中说：“枸杞子纯甘多液,能补精神气血之耗伤,凡气喘吸促,根蒂欲者,可加两许,殊胜人参、熟地也。即不因房劳而气液两亏,不能受重剂峻补者,余亦用此法,接续其一线之生机。”由此可见,王氏对枸杞子的评价是相当高的。
《重庆堂随笔》认为:“枸杞子,圣济以一味治短气,余谓其专补以血,非他药所能及也。与元参、甘草同用名坎离丹,可以交通心肾。”
《本经逢原》为清代张璐所著,他说:“古谚有云:去家千里,勿食枸杞。甚言补益精气之速耳,然元阳气衰,阴虚精滑,及妇人失和,劳嗽蒸热之人慎用,以能益
精血,精旺则思偶,理固然也。”
《良朋汇集》是清代孙伟所撰的验方合集,其中载有枸杞验方:“枸杞煎干为末,炼蜜为丸,如梧桐子大,每服39~59丸,空腹盐汤或酒送下。如服一年返老还童
耳目聪明,颜如白莲;服两年冬暖夏凉,诸病不浸;服三年,齿落更生,发白返黑…此仙方也。”“枸杞子为末,水煎,连渣漱咽,治满口齿缝中出血用。”
清代汪昂《本草备要》将枸杞的功效归纳为“润肝清肝,滋肾益气,生精助阳,补虚劳,强筋骨,祛风明目,利大、小便。治嗌干消渴。”
清代刘若金的《本草述》对枸杞治疗的病证进行了概括:“疗肝风血虚,眼赤痛痒昏翳。治中风眩晕,虚劳,诸见血证,咳嗽血,痿、厥、挛、消痹,伤燥,遗精,赤白浊,脚气,鹤膝风。”范围相当广泛。
民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,认为枸杞:“味甘多液,性微凉,乃固古有隔家千里,勿食枸杞’之谚,遂疑其助阳道,性或偏于温热。而愚则谓其性决不热,且确有退热之功效,此从细心体验而得,原非凭空拟议也。”
明代汪绮石的《理虚元鉴》是论述虚劳的专著,汪氏在书中提出了使用枸杞的注意事项:“杞子酌用:然杞子之性太温,若君火未明,相火反炽,肺叶与张之时,龙雷鼓动之后,投此则嗽必频,热必盛,溺必涩,血必涌溢不可止。世医每杞子性凉之说,试问性若果凉,胡为与阳之骤耶。”
